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017年4月12日12:20:38 发表评论 359 views

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多年来中医药学术界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有人说是“整体观念,整体治疗”,有人说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有人说是“脏象经络”,甚至有人说是“针灸汤药”等,不一而足。而张大宁老师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中医学的特点、特色与优势,还只局限于“表面”“现象”“枝节”,从根本上讲,张老师认为,中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特点”(包括特色和优势),即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地方,是以“证”为核心的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

关于“特点”“特色”和“优势”的概念

“特点”“特色”“优势”均为近代用词。考“特”字作为“一个、单独”讲,最早见于《周礼·夏官司士》中“孤卿特辑大夫”,注:“特辑,一一辑之”,《尔雅·释水》云:“大夫方舟,士特舟”。《庄子·逍遥游》言:“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引申为“专一、专为”,如《后汉书·陈忠传》曰:“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国策·秦策》言:“我特以三国城从之”等,皆为“单独、专一”的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中特点,解释为‘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特色,解释为“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前者举例如‘他的特点是为人直爽”,后者举例如“民族特色、艺术特色”等。仔细分析,二者区别不大,还都是“独特”之意,只不过前者偏重于“所有不同于其它、而独特的地方”,后者偏重于“不同于其它、而独特的色彩、风格、形式”等,好象“特点”范围更大一些,“特色”以“色彩、风格、形式”更多一些,究其本质,很难完全区分开,用张老师说的一句话总结:“‘特点’‘特色’就是‘不同于’别人的地方”。

前已论及,“优势”也是一个近代用词。考“优”字,当作“优良、优感、美好”讲,《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言:“王贡之材,优于龚鲍”,《晋书·束哲传》言:“参名比誉,谁劣谁优”等,都是这个意思。“势”字当做“态势”讲,如《孙子·势篇》曰:“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园石于千初之山者,势也”。所以,“优势”一词,当解释为“优胜于、优良于,也就是高于别人的地方”。

综上所述,“特点、特色”应当是“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而“优势”则应解释为“高于”“优越于”别人的地方。既“不同于”,又“高于”,就算为“特点、特色和优势”。

关于中医学“特点、特色和优势”的一般提法

中医学“特点”的内容,一般多在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基础学》和各种有关中医学术著作中论述。如1994年《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一书中,在讲到“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一节中,是这样论述的:“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临床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着临床实践,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所谓整体观念,即认为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和事物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整个宇宙也是一个大的整体。中医从这一观念出发,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结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人体的各个功能相互协调,彼此为用;在患病时,体内的各个部分亦相互影响。同时,中医认为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下又具体分解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两部分)有密切的联系”两部分予以论述。

在谈到中医学的另一特点“辨证论治”时,该教材云:“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和其他医学体系比较,中医在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和对症治疗三种手段中,最重视辨证论治,而且对辨证论治用得最多。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

2001年5月出版的《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基础理论》中在论及“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时,独特地将原来业界一直公认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个特点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恒动观念,书内是这样论述的:“恒动观念。恒动,就是不停顿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恒动观念是指在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时,应特有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观点,而不可拘泥一成不变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这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中医学对于生理和病理过程中恒动现象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三大类型:一是各脏腑组织、气血津液各自所存在的生理或病理上的运动变化特点,这些运动变化是各具特色的。二是受自然因素影响,生理和病理方面所表现出的似日、似月,以致似年等周期性波动,这类‘动’往往以‘振荡’‘涨落’为基本形式。三是以整个一生,或者以某病的全过程为周期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动’,往往表现出抛物线型的规律”,这个观点实际上强调了“动”的观点,即疾病在“动”、诊断也要在“动”、治疗也要在“动”;在看待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时,不仅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病,还要看到时间、环境也在“动”、在“变”,所以,相应对策也在变,如五运六气学说,针灸学中的“子午流注针法”等,都居于此列。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过程中,都已经体现其中,所以,单列一个“恒动观念”,似有多余。所以在后来各种著作中,很少引用“恒动观念’,这.观点。如在2002年8月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一书在论及“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一节中,再次重申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两大特点,别无新意,只是在具体论述时显得更细分一些,但总的提法没什么改变。

中医学的“优势”提法,是近十几年的事,过去无论是各种文件和文章中,关于中医的提法都只是谈“突出中医特色”,不谈“优势”。张大宁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就不断地提出“仅仅特色是不行的,特色是讲‘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地方,要存在、要发展,单单‘不同于’是不行的。要表现出‘高于’,要有‘高于’现代医学的地方,也就是要有‘优势’,只能说‘有优势’,中医学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才能得到发展”,张老师在各种场合经常讲、反复讲,逐渐得到中医药界,乃至社会上的认可。在后来的各种文件、各种著作中,逐渐改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而改变了过去只是“突出中医特色”的谈法。张老师经常开玩笑地说:“中医学虽然与传统文化有关,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涵,但中医学绝对不单单是‘传统文化”’,它是一门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是一门有着重大实用价值的科学,是一门能治病、能防病、能保健、能养生、能延年益寿的医学科学。它不是京剧、国画、中式家具,人们可以坐在沙发上欣赏着硬木太师椅,而不须坐在太师椅上,但中医不是太师椅,必须要既能欣赏,还能坐,而且“坐着舒服”比“欣赏”更重要,也就是要有它的实用性,要能治病,要有效,要比西医更有效,这才是“真正的优势”。

至于中医的“优势”是什么?中医药界乃至社会上说法很多、众说不一。比较常见的说法,如“中医是治本的、西医是治标的”,“西医是治急性病的,中医是治慢性病的”,“西医是外科动刀好,中医是内科喝药好”,“西医是治一般病的,中医是治疑难杂症的”等。到底中医学的“优势”是什么?当然“优势”很多,可以罗列出不少的内容,如“治某病的疗效比西医好”、“治未病有自己优势”、“整体调节比较好”、“治法方便、经济、简单”等,但在诸多的“优势”中,最根本的“优势”是什么?张大宁老师认为,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特色与优势。

关于“证”概念的确立以及“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

“证”概念的确立以及“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最重要贡献。《伤寒杂病论》古来一直奉为经典,甚至在中医学四大经典中,它占了两个,可见其分量之重,张仲景也被奉为“医圣”,自古以来就有“医之有仲景,如儒之有孔子”、“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伤寒治百病”的说法,仲景方剂具有药味少、用药精、配方严谨、分量较重的特点,后世称之为“经方派”,影响至深,以至被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吴鞠通,在其论述温热病的代表著《温病条辨》中,开篇第一方,竟是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桂枝汤,虽也讲了些道理,但“尊圣”的因素应该是第一位的。所以不少业内人士讲课、会诊、著述、谈话中都“一字一板”地说:“张仲景的方子那是百发百中,绝不虚发”,由此可见,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影响之深。

我们说,以上讲的张仲景的贡献,都应该是真实的、可靠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他最根本的贡献是什么?他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所作出的“里程碑”的贡献是什么?张大宁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最大、最根本的贡献是什么?不是六经辨证、不是有效的经方,不是对某些病症的论述,而是确立了‘证’的概念,确立了‘辨证论治’的诊治原则,从而奠定了整个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具体地讲,《黄帝内经》中,虽然系统详细完善地论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治方法、养生防病以及一些病症的治疗等,但作为中医学最独特、最优势的诊治方法—辨证论治,却甚少涉及,更谈不上确立这样一个系统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换言之,可能还停留在“对病(中医认为的病名)和对症治疗的阶段”,严格地讲,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中医学医学科学体系还没有形成。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先将临床常见病症分为两大类—外感病及杂病,即后世的《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外感病根据《黄帝内经》制订的原则,即《素问·热论》中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取名“伤寒”,也就是广义伤寒,然后将外感病中的各个症状、脉象等,以《黄帝内经》中的中医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归纳成六大类型(即六经)不同的“病”,实质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证”,以下再予论述。并根据疾病变化的规律,提出这六种病传变的理论,即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并以此作为外感病辨证论治的纲领。这种把零散的症状、体征进行中医理论的分析归纳,抽象升华出高度概括的不同的“病”(证)来,然后根据不同的“病”(证),立出不同的治疗大法、治疗小法,从而制订不同的方剂,加减不同的药物(或其它治疗方法),这个系统完整的临床思维过程,就是“辨证论治”,而这个辨证论治的发明者、实践者,正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同样以这种思维与方法完成了对各种杂病(包括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和规范,这就是《金匮要略》中的“脏腑辨证”。

所以,张老师经常在讲课中强调,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其最根本、最伟大的贡献,绝不仅仅是有效的方剂,更重要的是他发明、确立、实践了中医学的“证”,及“辨证论治’,这一独特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而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恰恰如此,这也正是与现代医学根本上不同的地方。

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特色与优势

如前所述,医圣张仲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中医独特诊治体系,而这个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其最根本独特的地方,在于发明了“证”,这个中医学独有的词汇。

从字考来看,“証”“证”“症”古时没有差别,张老师说,宋代以前的医籍中未见到“症”字,至明、清时期医籍中才广泛使用“症”字,但在古医籍中“証”“证”“症”通用,涵义上并无差别,“症”字是由“証”“证”演化而来的一个俗字。当然,这只是一种“字训”,至今已无临床价值,只是提示人们在读古医籍时予以注意。

当今,中医学较为一致的看法如下。

症,指症状,多指病人自觉的不适,如发热、咳嗽、眩晕、腰痛、水肿等;体征多指医生检查患者时所获得的结果,如舌质红、舌苔黄腻、脉象浮数等;有时把“体征”也算作广义的症状范围之内。

病,本来应该指特定的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如感冒、中风、虚劳、郁病、消渴等,但中医更多的病名是以患者的主要症状来定病名的,如咳嗽、哮病、心悸、不寐、胃痛、水肿、头痛等,无论是以上两类的哪一种病名,都是为“辨证”,也就是为“求得中医的证”提供前提和条件,与制定治疗方法无甚直接联系。

然而,“证”则不然,“证”是“証”的简化字,古时虽然没有特定含义,但当今中医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如“辨证论治”,已不再使用“辨症论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还使用过“辨症论治”,用今天的概念讲,“证”在中医学中,应是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疾病的病因(如风寒、风热、瘀血等)、疾病的部位(如表、里、脏、腑、经络等)、疾病的性质(如寒、热等)和邪正的关系(如虚、实等)。此外,“证”还能反映疾病可能发展变化的趋势,并且涉及到影响疾病性质的患者年龄、体质等自身因素和自然、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证”的这些特性充分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和全貌。总之,“证”会随着疾病的进退而变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时间性、阶段性、变化性的概念。用张老师的话说:“证是一个将症状、体征和其它有用的因素,用中医的理论进行分析、处理,归纳之后,而抽象、升华出来的一个特有概念”。这个概念直接指挥着中医的治疗方法、护理方法、康复方法以及养生保健方法等,见下图

△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

张老师曾作过这样的讲解:中国古代进人封建社会后,尤其是孔子学说盛行后,就不能再解剖尸体,认为“剖尸不仁”,甚至后世还制订“剖尸者与杀人同罪”的刑法,这样就影响了解剖学的发展,中医也就不能完全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人的生理病理,这就“逼”得中医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现象,从用药物治疗后这些现象的变化”来分析人体内部的变化,再将这些实践经验以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加以总结升华,得出一个中医学特有的概念—“证”,以此对各种症状体征进行科学的归纳与分类,并总结其病变治疗规律,这也就是“辨证论治”。张老师形象地比喻:西医就好象是从正面看人,把人分成“漂亮、一般、不太好看、难看”等几个类型;中医呢?就好像人被罩上面纱,不能从正面从人的外形分类,只好从侧面进行分类,从侧面分类也可以分为“美丽、一般、不好看、难看”等几个类型,换句话说,正脸看着漂亮的不一定侧脸也漂亮,要真正知道一个人是否漂亮,应该“正脸、侧脸全方位地看大’才比较准确,而这个“侧脸”,就好似中医的“证”,也许“正脸”看人的准确度更大.些,但无疑“侧脸”看人对衡量一个人的整体是否漂亮,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和修订。临床上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获得患者零散的症状和体征,然后运用中医学的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理理论以及各种辨证方法对其进行“处理”,升华为一个或若干个“证”的过程,就是“辨证”的过程,然后根据“证”制定出治疗的大法、小法,再选择好基本方剂和药物(或其它治疗方法,如针灸按摩等),这就是“论治”的过程,合起来就是“辨证论治”的全过程,所以在其中最“核心”的是“证”,只要“证”辨对了,“论治”就迎刃而解了,后人说的“治病容易辨证难”就是这个意思。临床上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各种病症,都是根据不同的“证”,采取不同的治法,这样就有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说法,究其根本,实际上就是“同证同治、异证异治”。有不少老中医,至今反对中医学对于某一疾病的“分型”,尤其是大学教科书中将某个病固定地分成若干“证型”,让学生死背,似乎这种病只见这几个“证型”;甚至有些老中医还反对中医院将内科分为心病科、脾胃病科、肾病科等,坚持“大方脉”,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医是以“辨证”作为“论治”的基础,“有其证便有其治”,分科太细会影响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

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也可以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等方面予以证明。如20世纪60年代被学术界称为中医学理论核心的“脏象学说”,在论述某一脏器的功能时,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概念之后,马上转为“当某脏不能完成这个功能时(也就是出现某种‘证’之后),会出现哪些病症,如何治疗”,换句话说,是以临床辨证治疗来“反证”“生理学”的正确性,而不能似现代医学生理学那样,详细地介绍某一生理功能,甚至辅助以实验,这一切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证”的重要性。

当然,中医学也有些是直接治疗“病”或“症状”的,如蛔虫病用驱虫剂治疗,黄疽以茵陈治疗,疟疾用青篙治疗,不寐时用一些安神药,腰痛时用一点止痛药等,但这都不是主流,中医学的主流是以“证”为核心的。所以说,以“证”为核心的医学体系,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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